"中国的教研组现象"平议

我国学校教研组从表面看,是借鉴俄国先例建立的,其实是我国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不是单纯的教学研究组织,还是学校基层行政组织。它越来越名不副实,对学校教学与教师发展,既有一定积极作用,也有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

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一直是行政法学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人主张按照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强制模式即把行政强制执行权完全交给行政机关来构建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还有人主张按照英美法系国家的行政强制模式即把行政强制执行权完全交给司法机关来构建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笔者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应定位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在一般情况下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特别授权的则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格局。     

个人数据损害的类型及其确定

依告知同意原则构建的个人数据保护制度面临着过度收集、擅自披露与滥用等问题的严重挑战。公权保护路径存在监管力度、范围及效力的局限性,而传统侵权法上的损害观念架空了数据主体的私法救济权利。因此,为保障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扩张侵权法上损害的含义。法律上可予赔偿的个人数据损害应延及两类新型损害：数据主体遭受次生损害的风险,以及社会分选歧视、数据监控、自动化决策等造成的人格利益减损。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为解决风险与人格利益减损所产生的经济量化与举证责任之困境,《个人信息保护法》应采用知识产权法中广泛适用的法定赔偿制度。     

从人域契约到自然契约：生态损害赔偿法理要义之证成与功能拓展

生态损害赔偿作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最重要的救济性制度之一,其规范的目的、动机、价值、架构等诸构件决定着生境主体及其权利何以成立的基础性承载和充足性解释。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从人域契约的“人域法”层面确立了“生境”的独特价值、独立的存在权和独立的法律人格;从自然契约的“人际法”层面打破了“人域法”理论的封闭体系,将伦理价值植入环境法律规则之中,摆脱了传统“人域法”对非政治化和非伦理化的唯理主义形式的追求和表达,复兴了中华法系“法律应当伦理化而非工具化”的灵魂与传统,确立了法益保护从“人域优先”向“人际优先”法律价值的转换,丰富了环境法理学的秩序观念和学理原则,拓展了传统人域法“主体中心主义”规则体系的界限与边界,为开启我国环境法从“主体模式保护”向“关系模式保护”生态法律观的变革与价值功能的转换提供了超越性的实践尝试与理论探索。     

Measuring credibility of compensatory preference statements when trade-offs are interval determined

This paper studies how an overall fuzzy preference relation can be constructed in the compensatory context of the simple additive difference model, when imprecision on the trade-offs ha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ree credibility indices of preferences are analysed and illustrated by a numerical example. Arguments are presented supporting the use of the third index, for which an interesting transitivity property (which was an open problem) is proved.     

卫星光通信中平台抖动补偿技术研究

以卫星光通信系统为例,对空间光通信系统中光学平台的抖动进行了分析。研究了一种自调节前馈补偿技术,通过自适应信号处理或对前馈控制器进行直接优化,可对光学平台的抖动进行有效抑制。     

知识整合、组织创新与组织绩效：华南地区企业的实证研究

主要探讨企业知识整合、组织创新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并选择我国华南地区的142家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理论贡献在于证实了上述变量之间的影响路径,即知识整合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提升组织绩效,也可以通过管理创新来提升组织绩效,知识整合提升组织绩效的另外一条路径是知识整合→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组织绩效。     

低碳视角下农业生态补偿的激励有效性

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模型,从低碳视角分析了农业生态补偿契约中的激励关系,进而采用调研获取的微观农户数据对这一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低碳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呈现出弱激励特性,主要原因在于农户进行低碳生产努力的经济价值未能显化,以及现行生态补偿机制所呈现的刚性特征。通过运用农业碳计量模型核算碳产品产量后发现,并非所有农业项目的经营都实现了碳汇量盈余,部分农户在低碳农业生产过程中出现了“搭便车”的现象,如此长期来看,农户逆向选择风险较大;因子得分结果显示农户在碳产品生产任务上的努力程度不高,代理人农户以低碳为目标的生产性努力缺乏有效激励,进而导致农户低碳生产态度与低碳生产行为发生了背离;农户低碳生产意识、态度、行为是农户低碳生产努力程度的显著影响因素,以低碳生产态度影响的重要程度最高。实现农业净碳汇效益经济价值的显化、提升农户低碳生产的积极性是强化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激励有效性的两条重要措施。     

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践困境与构建策略

目前学界对小地域空间内跨社区环境治理研究较少。生态补偿是治理跨界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市场主导的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与政府主导的跨行政区生态补偿机制在补偿主体、补偿模式上有明显差别。基于云南M县的田野调查,探讨上下游村庄围绕水问题的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实践探索中的跨社区生态补偿存在补偿资金不足、补偿意愿较低、协商机制不健全和支付主体分散的困境。结合已有成功实践,从补偿定价机制、补偿协商机制、补偿支付方式、村庄治理能力建设等4个方面提出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构对策。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可以为我国大地域空间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积累有益经验。     

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研究

对行政强制措施实行检察监督是十八届四中全会赋予检察机关的改革任务。在全面依法治国和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履行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职能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在下一步检察改革过程中,应当坚持有限监督、适时监督、行政先行救济原则,探索采用检察建议、支持起诉、督促纠正违法、提请责任追究等方式对违法行政强制措施进行监督。